中國的開放和發展提升了RCEP的潛力
經過8年的談判，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》（RCEP）終于落下帷幕，這注定是亞洲區域合作與發展史上的里程碑。正如中國商務部國際司負責同志在解讀RCEP時所說：“這是近20年來東亞經濟一體化建設取得的最重要成就。”
雖然RCEP的貿易投資自由化程度不如TPP，它已成為世界上參與人口最多、成員結構最多樣化、發展潛力最大的自由貿易區。2019年，15國總人口將達到22.7億，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26萬億美元，出口總額將達到5.2萬億美元，約占全球總量的30%。新加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620美元到15美元不等。RCEP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。當然，RCEP的簽署引起了世界的關注，其第三個關鍵定位是最大的發展潛力。要了解RCEP的發展潛力，就必須深入分析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運行機制，特別是中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。
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，亞太經濟的主導地位不斷變化，主要有四個節點。第一個節點是在1978年。當時，西太平洋地區超過大西洋地區，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。從那時起，“太平洋世紀”的說法開始流傳開來。第二個節點是1985年。日本與美國等國簽署了《廣場協議》。調整貨幣關系后，日本不僅開始減少對美貿易逆差，而且將產業大幅度向西太平洋地區轉移，從而加快了東亞生產網絡的發展。第三個節點是2001年。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，中國率先與東盟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。中國已逐漸超越日本，成為東亞生產網絡的中心。第四個節點是2018年以來中美關系的巨大變化。美國為了大幅減少對華貿易逆差，推動中美經濟關系局部“脫鉤”，不斷升級對華貿易摩擦，對地區經濟關系產生深遠影響。
長期以來，人們熟悉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化。即使是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，也沒有中斷美國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主導作用。例如，1993年，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西雅圖舉行亞太經合組織峰會，接任日本和澳大利亞在亞太經濟合作中的領導作用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，美國實際上是壓迫日本，使其退出在區域合作中的主導地位，阻止日本救助處于危機中的東南亞國家，嚴重沖擊了東亞模式。
21世紀初，由于“9·11”事件，美國將精力轉向中東，放松了對東亞的關注。鑒于當時日本經濟增長乏力，美國和歐洲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50%以上，美國對東亞的潛力重視不夠。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，美國政經界再次將矛頭轉向東亞，要求東亞國家特別是中國實現市場再平衡和進一步開放。國際金融危機后，我國外貿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最高的60%開始下降。有學者認為，這標志著東亞多年來出口導向模式的終結。在這種形勢下，東盟于2011年提出RCEP，并邀請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澳大利亞、新西蘭和印度參加2012年，努力加強區域合作，促進共同體建設，維護東盟的“中心地位”。
事實上，早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、美國逐步調整對華關系時，該地區就有有識之士提出要正視中國在亞洲區域合作中的重要地位。特朗普政府上臺后，以“美國優先”為執政理念，退出美國傳統的自由國際秩序。盡管特朗普政府不斷升級與中國的貿易摩擦，但該地區國家更深刻地意識到，中國將在亞洲地區合作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。新皇冠疫情爆發后，特朗普政府不僅沒能應對疫情，還大力鎮壓中國。中美矛盾的急劇上升引起了本地區許多國家的關注。對于地區國家來說，加強經濟合作，促進自由貿易發展，為經濟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，顯然更為重要。
